君行吾为发浩歌——《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解析开云体育- 开云体育官方网站- APP 最新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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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16年开始，他们讨论最多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他们逐渐得出一个结论：“集合，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同时，他们又受到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猛烈冲击，思想上发生剧烈的变动，“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于是，、蔡和森、萧子升等打算组建一个团体，得到大家普遍响应。1918年3月，、邹鼎丞草拟了新民学会章程和赴日求学计划，征求各发起人的意见。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岳麓山脚下的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到会的有、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萧三、罗章龙、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等13人，再加上没有到会的李和笙（）、周世钊等人。这样，最初的会员就有20余人。经过讨论，通过了会章。蔡和森引证《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和梁启超在《新民说》一文中对“新民”的解释：“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以建设中国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以“新民”为会名。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会章规定：“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成立会上，还讨论了“会友出省、出国诸进行问题”。当天，“天气晴明，微风掀拂江间的绿波和江岸的碧草，送给到会诸人的脑里一种经久不磨的印象。”

　　新民学会的发起、成立和成长，渗透了的心血，它从一个追求向上的青年进步团体，逐步发展为革命团体，在湖南，乃至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李回忆说：“新民学会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但在它存在的三年中，在中国革命动荡转变的年代里，逐渐由民主主义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建立中国作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也说过：“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新民学会78名会员中，有41人加入了中国，有10人后来成为中央委员，有7人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因为如此，新民学会获得了“建党先声”的赞誉。

　　新民学会成立时，会员多数已从学校毕业或即将毕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才能更好地施展抱负呢？许多人不愿“堆积”在湖南一地，想“散”到中国乃至世界各处去学习和考察。也认为，这样做每个人都可以去开辟一个方面，对将来大有好处。“向外发展”，成了会员的共识。这是罗章龙决定赴日留学的主要动因，也是创作《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的直接缘起。该诗最早非正式发表在《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10期，是由罗章龙在《回忆新民学会（由湖南到北京）》一文中提到的。1986年版《诗词选》和1996年版《诗词集》均收入“副编”，写作时间标明为“一九一八年四月”。

　　七古就是七言古诗，句数不限，偶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叙写送朋友东去日本求学，真挚地表达了惜别之情和做一番事业的祝愿。全诗内容可分成四个层次来赏读。第一层为开头四句，点明送行的时间、地点、气候及地理环境。“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衡岳云开，积阴截止，使人想到“积阴”时的沉郁，又得到“云开”日出时的兴奋。“天马凤凰”，指岳麓山东南、湘江之西的天马峰、凤凰峰。天马凤凰，既是山名，又赋以山形峰影在“春树里”昂首腾空、展翅欲飞之势。“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岳麓书院门联云：“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如今这里又聚集了一批忧国忧民、意气风发的时代精英。诗篇起首不凡，如登高临深，有俯视一切的气概。

　　第二层为接下来的六句，是送别赠行之语。“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颇有“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之意。《庄子·逍遥游》说，鲲鱼所化的大鹏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语挚情深地激励远行者鹏程万里。“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洞庭湖和湘江涨起了与天相连的大水，你乘船由湘江进入洞庭，再驶入长江，然后乘巨轮一直往东航去。“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不知怎的，你散发出一堆愁云，幸亏已被友谊的春风吹得无影无踪。罗章龙曾因家境贫寒而为留学费用问题揪心，经共同筹措终于得以解决。

　　第三层从“丈夫何事足萦怀”到“诸公碌碌皆余子”八句，纵论世界形势、身心锻炼，抒发豪情壮志。“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稊米：稊，草名，结的子如小米。《庄子·秋水》：“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米之在大仓乎？”诗人勉励友人要胸怀宽广，安心出国留学。“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沧海横流哪值得顾虑，世事纷乱，我们一起应对。“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要善于自我调适，胸怀日月，保持内心清新美丽。“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1902年春，进南岸私塾读书。有一次，塾师邹春培因事外出，嘱咐学生温书。却和几个同学到私塾前的池塘戏水。老师发现后非常生气，要学生对对子，对不出就要打手心。对子出的是“濯足”，不假思索，对以“修身”。自从走出乡关以后，开始自觉地把自我道德人格的完善，视为实践自己远大抱负的必由之路。1915年9月27日，在致萧子升的信中，写道：“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不贵文而贵质，彩必遗弃，惟取其神。”

　　曾回忆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对杨昌济的生活准则，不仅欣然接受，也处处效仿，修心性，修善德，修意志，修胆力，修智慧，修学识。也十分简朴，反对奢侈。有“三不谈”：一不谈金钱，二不谈琐事，三不谈男女之爱。杨昌济最推崇大儒曾国藩，1917年8月23日，在致黎锦熙信中也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有段时间，每天都手捧曾氏文集，仔细揣摩，细心领会。曾国藩特别强调一个“勤”字，也很勤勉刻苦。“清晨同学还在梦乡，他就已经起来开始晨读。夜晚大家都已就寝，他仍在路灯下痴痴苦读。”

　　学生时代的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很自然地承继了一整套典型的“内圣外王”的思想模式。他时常引圣贤之功业以敬仰，录圣贤之警言以自励。翻开《讲堂录》以及他早年给一些师友的信函，一种对儒家圣贤高山仰止般的崇敬之情，几乎随处可见。圣贤人格的精神底蕴，是一种崇高的超越性的道德境界。在圣贤气象的激励下，发奋攻读伦理学。由德国泡尔生著、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曾是杨昌济讲授修身课的教材。全书约10万字，写了1万2千余字的评语，留下了用红、墨笔标记的圈点、杠、三角、叉等符号。今天我们细心体察他抄录在《讲堂录》中的修身格言，仍不由自主地为他当时那种力行君子修身之道的道德真诚和道德意志而感佩不已。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与他从青少年时期就一直严于律己、注重修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